朱翊鈞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镠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朱翊鈞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因此，關于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嘉靖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隆慶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為他賜名，叫朱翊鈞。明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圣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為了其父子嗣中最為年長的，故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后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侍泳褪俏磥淼幕实?，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yè)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朱翊鈞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嚴格。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每次遇到講筵的時候，李太后都令經筵講官入前親授。沒遇到早朝的時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鈞的寢宮，早早將朱翊鈞叫起。由于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以及朱翊鈞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后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沖齡踐祚

隆慶六年（1572）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后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托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并司禮監(jiān)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yè)?！比淮髮W士受托之后，掩淚而出。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歷。

萬歷皇帝繼位伊始，大學士高拱馬上呈進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門聽政，親答奏請，面見輔臣，議處要事，且一應章奏覽后俱須發(fā)送內閣看詳擬票，杜絕內批留中。雖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但仍可看出他對于幼年皇帝朝夕訓誨的急迫心情，初衷未為不妥。然而當時正值主少國疑之際，“上沖年在疚，拱默受成于兩宮，權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在讀書方面，朱翊鈞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鈞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朱翊鈞即位后，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于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后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內閣爭紛

朱翊鈞即位時，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內閣紛爭傾軋，整個朝廷也沒有能夠挽回嘉靖一朝的積弊。這個社會問題，以后變得更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系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職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薦了陳洪、孟沖，就是不愿讓馮保做掌印太監(jiān)。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有文藝素養(yǎng)，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通過遺詔驅逐了政敵孟沖，親自任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而此時的內閣首輔高拱也對馮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斗爭勢必不免，斗爭中，沖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系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恰恰觸犯了“自負付托之重，專行一意，以至內猜外忌”[15]  的為臣大戒，最終在官場角逐中失利。人事變更的結果，張居正依序升為內閣首輔，責無旁貸地肩擔起培養(yǎng)萬歷皇帝的重任。而此次政治震蕩對幼小的萬歷皇帝產成的刺激也頗為深刻：“專權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獨持，以終其世。晚雖倦勤，而內外之間，無復挾恣意如初年者。主術所操，為得其大也?！倍腋吖盀槿诵愿駡?zhí)拗，出言偏頗。明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鄙褡诩次缓?，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于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歷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朱翊鈞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勵精圖治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后，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朱翊鈞就在平臺（即后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于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朱翊鈞承業(yè)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歷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歷元年（1573）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jiān)督，各負其責。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逼鋾r，因為朱翊鈞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系。后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萬歷六年（1578）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行省進行試點。至萬歷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朱翊鈞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范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guī)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fā)各地。至萬歷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萬頃。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個重要舉措。萬歷九年（1581），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志著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歷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歷十年（1582）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于萬歷元年（1573），至萬歷十年（1582）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xù)和發(fā)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經濟關系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范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后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朱翊鈞親政后，主持了著名的“萬歷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后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而三大征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fā)，三大征結束后，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萬歷怠政

萬歷十四年（1586）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執(zhí)政中后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zhèn)鬟f?！叭f歷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后，朱翊鈞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復，似乎更不感興趣了。同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

明末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在東林黨爭無休無止之時，由于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歷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fā)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fā)誓，自明無他。朱翊鈞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并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jiān)龐保、劉成二人。并特地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tài)，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zhí)長達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歷十七年（1589），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xiàn)了“人滯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現(xiàn)象。至于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后，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jiān)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jiān)稅使，四處搜括民財。

萬歷二十五年（1597），右副都御史謝杰批評朱翊鈞荒于政事，親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jié)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币灾劣谥祚粹x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fā)值班的時間。萬歷四十年（1612），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于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笔纵o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歷四十五年（1617）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歷中期后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歷對于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并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與世長辭

就在朱翊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后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fā)動進攻，遼東戰(zhàn)爭爆發(fā)。萬歷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權正式建國，終于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zhàn)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后，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

萬歷四十七年（1619）三月，薩爾滸之戰(zhàn)，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zhàn)爭每年約需銀四百余萬兩，朱翊鈞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歷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鈞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歷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鈞因長期酒色無節(jié)，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二十二日發(fā)喪，二十三日頒布遺詔，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謚號神宗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為政舉措

政治

●官吏考核

萬歷初年的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是“考成法”，是萬歷元年（1573）推行的。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jiān)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逼涮攸c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制：以內閣監(jiān)控六科，六科監(jiān)控部院，部院監(jiān)控地方撫按，最后使“部權盡歸內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yōu)槭軆乳w制約，聽從內閣指揮，實有悖于祖宗舊制，實質上是將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內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變革。

●早朝制度

隆慶六年（1572），朱翊鈞即位，關于早朝這一儀式有了折中的變通辦法。根據大學士張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則不朝，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攻讀圣賢經傳。這一規(guī)定執(zhí)行以來已近15年，越到后來，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其他的禮儀，如各種祭掃，皇帝也經常不能親臨而是派遣官員代祭。實際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規(guī)定舉行，較之前代，已經要省簡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點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早朝人員都不經午門而集結于宣治門，所有駿馬馴象的儀仗也全部減免不用。其次，御前陳奏也已流于形式，因為所有陳奏的內容都已經用書面形式上達，只有必須讓全體官員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時重新朗誦一過。

●清算張居正

從萬歷九年（1581）到萬歷十年（1582）間，張居正一直沒有請假，堅持辦公。次年二月，張居正舊病復發(fā)，雖然屢經名醫(yī)醫(yī)治，但是張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過行尸走肉而已” ！萬歷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朱翊鈞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謚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然而，兩年之后的萬歷十二年（1584）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尸，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即說張居正無視皇帝權威，鉗制言官，擅權亂政。）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于張府，餓死十余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tài)度轉變是他長久處于張居正約束下的發(fā)泄，同樣也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軍事

●平定哱拜

萬歷二十年（1592），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寧夏銀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韃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總兵。他的兒子叫哱承恩，承襲父爵，做了指揮使），朱翊鈞果斷決定平叛。派去平叛的軍隊攻打了幾次都沒有取勝，萬歷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松為總兵，率軍平叛。李如松派人決黃河水灌城，城外積滿了水，城被沖開一個口子；李如松乘勢下令攻城，一舉平息了哱拜之亂。

●援朝抗倭

從萬歷二十年（1592）到二十七年（1599），朝鮮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僅靠近明朝邊境義州一帶尚存。朝鮮危急，請求明朝援助，“請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絡繹不絕”。朱翊鈞鑒于唇亡則齒寒，決定派兵到朝鮮，援朝抗倭。這場戰(zhàn)爭時斷時續(xù)，前后進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豐臣秀吉去世，將侵朝日軍撤出朝鮮，明軍戰(zhàn)勝而歸。

●勘定播州

萬歷十七年（1589），播州（播州就是今貴州遵義地區(qū)）宣慰司使楊應龍發(fā)動叛亂，朱翊鈞派兵平叛。這場戰(zhàn)爭時斷時續(xù)，一直到萬歷二十八年（1600），最后的結局是明軍八路進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楊應龍之亂。

●用兵女真

萬歷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發(f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建立后金政權。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

萬歷四十七年（1619），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zhàn)大敗，死四萬余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筑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經濟

●清丈田畝

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制混亂。這是繼朱元璋之后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朱元璋時期那次大清丈，與“賦役黃冊”相配套，編造了“魚鱗圖冊”，為明代田賦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到了明中葉以后，“魚鱗圖冊”已面目全非，賦役征派日益不均，國家賦稅收入越來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田畝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經濟改革一樣，這次清丈也是首先從東南沿海地區(qū)搞起來的。

萬歷六年（1578）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試點。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于賠納的怪現(xiàn)象，使田畝與稅糧掛鉤。由于朱翊鈞態(tài)度明確，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至萬歷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糧的事務告竣之后。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范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guī)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fā)各地。至萬歷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萬頃。有些地方還重新編造了“魚鱗圖冊”。是明代田制與賦制的又一次綜合整治，成績顯著。缺點是有些地區(qū)為“求畝多”，不實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現(xiàn)新的“虛額”，加重小民負擔。

●一條鞭法

鞭，又稱“一條邊”、“條邊”、“一條編”、“條編”等。其視點是變通賦與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畝一樣，也是在嘉靖、隆慶以來各地逐步試行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明神宗的功勞，是支持把它推廣到全國，實現(xiàn)了中國古代賦役史上一次偉大的變革，為實行貨幣地租創(chuàng)造了條件。

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量，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其基本精神與特點是把賦與役合并，簡化征收手續(xù)，擴大了折色范圍，改變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fā)展變化的反映。萬歷九年（1581），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

●礦監(jiān)稅使

自張居正死后，朱翊鈞開始通過向各地征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在此以前，內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qū)的田賦。不過內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并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礦稅銀除補貼內帑用于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于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zhèn)用錢。如萬歷二十年（1592）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qū)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請撥內帑，朱翊鈞批復同意。萬歷二十七年（1599）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請神宗撥內帑，朱翊鈞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并且不要因為有內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fā)內府庫銀救急。萬歷三十一年（1603）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帑百萬兩，朱翊鈞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照數撥用。

另外，含礦稅銀的內帑也用于國家救災，如萬歷二十二年（1594）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內帑三萬三千兩用于賑災。

文化

●改革學校

學校為養(yǎng)士基地，“人才所系”。為了培養(yǎng)新的人才，萬歷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神宗以為“深切時弊”，下詔命“各官著實遵行”并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fā)展大勢背道而馳，對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明神宗還根據張居正的建議，詔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專制。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zhí)行。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成為后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外交

●西學東漸

萬歷年間，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間文化上得到交流。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瑪竇覲見了朱翊鈞。向朱翊鈞進呈自鳴鐘、圣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利瑪竇還把封面燙金、裝訂精美的地圖集《地球大觀》送給他，告訴他，從這部地圖集上，可以看到他從西方來到中國途經的路徑。

同年，朱翊鈞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之后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后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除利瑪竇外，明末來中國的著名傳教士還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湯若望，瑞士人鄧玉函，西班牙人龐迪我等。

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對于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于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傳教士把在中國所經歷的寫到西方去，引起西方巨大的反響，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英交流

萬歷二十四年（1596），時任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使者約翰·紐伯萊帶給明朝萬歷皇帝，信中表達了英中兩國更好開展貿易往來的愿望?？上У氖?，約翰·紐伯萊在途中遭遇不幸，雖然信件沒有丟失，但卻成了伊麗莎白一世的終身遺憾。此后，信件被英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軼事典故

父子親情

有一次明穆宗在宮中騎馬馳騁，朱翊鈞攔住馬對明穆宗說道：“父皇是天下的共主，萬一出了閃失，如何向天下交代呢？”明穆宗聽到這番話，趕緊下馬，抱起朱翊鈞走入宮中。

少時聰穎

神宗登基之初，就以他高貴的儀表給了臣僚們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聲音發(fā)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裊裊。從各種跡象看來，他確實是一個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說過他在5歲時就能夠讀書，按中國舊時的計算方法，那時他的實足年齡僅在3歲至4歲之間。巴力盡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齡太小，臨朝時還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張別人事先為他書寫好的紙片，邊看邊答復各個官員的呈奏請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紙片上所寫答語的含義，而只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兒童在簡單地履行皇帝的職責。

交好大伴

慈圣皇太后與太監(jiān)馮保都喜歡書法。所以，朱翊鈞很小的時候書法就極為工整。馮保在宮中，被皇帝稱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對于馮保非常畏懼。每次小皇帝與小太監(jiān)玩的時候，看到馮保來了，就正襟危坐說：“大伴來了。”馮保的職責不但是對皇帝實行 一般的教育，有時還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與張居正之間的聯(lián)系要緊密一些。實際上，正因為內有馮保，外有張居正，萬歷初年的新政才能順利地推行。張居正對于朱翊鈞的輔導和關懷無微不至，他為皇帝安排了詳盡的視朝和講讀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宮中的一些小節(jié)，張居正都要細細地與皇帝說。

呵護太岳

張居正身為輔臣，又是神宗的老師，自然有很大的權力，神宗對居正也是畢恭畢敬，言聽計從。史載“帝虛以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風采。”張居正所說所請，神宗大多稱善，并一一批準，就連神宗自己都說：“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鄙踔链仁ヌ鬀Q定的事，張居正覺得不可行，神宗也要按張居正的意思說服太后然后行之。

神宗對張居正的請求不僅能從之，而且對彈劾張居正的官員皆給予申飭#貶黜，萬歷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翰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楨，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甚怒，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端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則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可見，神宗對張居正呵護有加。

喜愛讀書

自從張居正去世以后，萬歷脫出了翰林學士的羈絆；而自從他成為父親以來，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預他的生活。但是，皇帝在這個時候確實已經成年了，他已經不再有興趣和小宦官去胡鬧，他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命令大學士把本朝祖宗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內收買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詩歌、論議、醫(yī)藥、劇本、小說等各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