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復

人物生平

余復精于《周官》，學識淵博。宋紹熙元年(1190年)，余復進士及第，光宗皇帝召見，對策大廷，見其言談直率，且不攻擊別人之短，甚為滿意，擢為第—，并當場賜詩一首：“臨軒策士豈徒然，嗣守不基務得賢。爾吐忠言攄素蘊，我縻好爵副詳延。愛民憂國毋終怠，厚澤深仁賴廣宣。賜宴瓊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見詩篇?！庇鄰透屑ぶ?，即就《和御賜登第詩》：“風虎云龍豈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賢。虞庠教育蒙深澤，漢殿咨詢愧首延。釋褐遽沾瓊宴寵，賜詩齊聽玉音宣。愛君憂國平生 志，敢負周王宴樂篇?！庇鄰拖瘸鋈魏橹輧L判，在任上體恤民情，辦事認真，愛民如子，興農(nóng)田水利，修名勝古跡。不久改官，誥受宣義郎僉書鎮(zhèn)南軍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替王孝恭到任成資闕。至慶元元年(1195年)，寧宗趙擴即位，方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不久歸里，在寧德城南擇佳勝之地，辟園構軒，觴詠其間。 公元1190年，南宋光宗皇帝趙惇43歲時方從他父親的手中禪讓而坐上皇帝的寶座，登基改元為“紹熙”，所以這元年科舉也就特別隆重，選取的進士數(shù)量特別多，557名，僅處于乾道五年的592人。榮幸得中改元之年“龍飛榜”狀元的不是別人，正是福建杉洋余氏十三世裔的余復，這次一同榮登正奏名進士的還有他的堂兄余天迪。 余復字子叔，福建省古田縣杉洋人氏，從小跟隨游學授館為生的父親，沿著朱熹曾經(jīng)留下過墨香的道路，來到長溪即今寧德一帶。南宋朝廷以重文輕武為國策，“學校之設遍天下”，貧民學子也有就學的機會，在校的學童“日給官食”，可安心鉆研學業(yè)。余復成年后，師從閩中名儒、理學家、寧德濂坑的張翰，學業(yè)有成。當時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杭州，福建學子赴杭州參加科舉考試比較方便。故福建“有宋一代人才輩出”得中進士人數(shù)達到7144人（錄《科舉史話》），而杉洋的余復正是沾了天時地利這個光。 過去還有一種古田寧德兩縣的胰令為了這個狀元而爭執(zhí)不休的說法，其實也經(jīng)不起推敲,古田縣志找不出有關狀元的記載。 余復祖祠杉洋余氏蟬林祠是全省乃至全國少有的千年古祠，簪纓繼世，人才濟濟。余復在《西庵時思樓記》中就說道“吾家自尚書而上，凡累代之祖，下而逮令凡十二世之孫，族屬各有封識，其百世之澤也歟”。除了狀元余復外,余氏蟬林祠后裔子孫中曾經(jīng)榮耀地誕生過工部尚書宰相余靖、丞相余深、禮部尚書余象等一批決策朝廷大事的人物，還誕生過五十多名進士。 為什么一個家族僅生活在一個小小的村落里，歷史上會如此人才輩出呢。這就必需從杉洋余氏族人對于子孫后代的培養(yǎng)以及歷史對杉洋眷顧上進行一番探究了. 公元968年,杉洋余氏的第六代余仁椿,從永貞(現(xiàn)羅源)縣令的位子上告老還鄉(xiāng)后,雖然口吟“喜遂還鄉(xiāng)志，家貧身自安，有田三五畝，種竹作漁竿”，但行動上卻是傾盡一生積蓄，殫精竭慮，在村北“相地宜，創(chuàng)學館……萃山川之秀，額以藍田”。余仁椿創(chuàng)建的藍田書院開頭為家族學塾，后經(jīng)多次重建，成為杉洋最高學府，羅集全村子弟入泮讀書。余仁椿建成藍田書院后，意猶未盡，覺得有了學校，還要為學生提供上得起學的物質(zhì)條件。 “仁椿公留田七十余畝，歲入谷八十石”專供子孫讀書及歲時烝嘗之用。這些田產(chǎn)都是平疇沃野里最好的水田，家族中為其起名曰“油燈田”，意思是為讀書的子孫添燈加油，只準輪流耕種，絕不變賣，只許增加，不許減少。每年收成后，除了耕種者必需的抽成外，余下的除了每年祭祀祖先的部分用度外，全部作為家族中子孫讀書的獎勵。這種獎勵，有時數(shù)量是很可觀的：如果當年家族中只有一人讀書，那么此收入就全部歸這一人所有，如果第二年有兩人讀書，就二人平分。如此類推。因此到了后來，讀書子孫多了，所分就漸漸減少，于是各分支房又合資購買田產(chǎn)作為本房系的“油燈田”。這樣，家族中不管貧富，能發(fā)奮讀書的子弟都一視同仁地得到全家族的扶植，有不少的學子還能幸運地拿到祖房與支房的雙重”油燈獎”。此舉為余氏家族子孫后代的讀書奠定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這種習俗沿襲幾百年，直到民國后期方才式微。 藍田書院不但占盡風水地利，且兩次天賜“先賢過化”。南宋淳熙十一年，名噪閩省的理學大師朱熹到此講學，周邊各地學子慕名云集，藍田書院成為閩東的理學根據(jù)地，杉洋的讀書人也因此寄志青云，文風鼎盛。十三年后，因“黨禍”之災，朱熹又再次來到這個偏僻的避風港。他的高弟古田的林用中、杉洋的余隅、余亮，以及跟隨他左右的女婿黃干悉心保護與照顧，使他能安心養(yǎng)病講學，潛心授徒著述。朱熹在此期間為藍田書院寫下《東齋志》，其中有言：“時慶元間避學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藍田書院曰‘東齋’為礎，分赴諸院施教，門人遍閩，邑東有余、李，邑西有黃、魏。詩禮傳家，義方有素”（錄《福建杉洋村落碑銘·記敘碑》）。 “地經(jīng)過化便是名山”，藍田杉洋“自宋至今，守朱紫陽遺訓”， “人文崇孝弟，家貧亦業(yè)儒”（錄民國《古田縣志》）。在朱熹蒞臨的前后十年間，除了余復高中狀元外，杉洋就有余隅余亮叔侄，余仁椿六世孫余飛，仕瑜公六世孫余日嚴，以及余及、余昭攀、余宋興等高中進士。 自信“胸中造化飽星斗，筆下文字盤蛟螭”的余復當看到自己真的名列榜首之時，難抑心中喜悅，據(jù)說曾信口吟哦出： “銀瓶供硯照袍新,筆下千軍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從來頭上不容人.”這首詩。 有人說余復因了這首詩受人告發(fā)而得罪了天子，最后官職受到貶抑。仔細分析也不盡然，南宋科舉是二月發(fā)榜，三月殿試，方才選中狀元榜眼探花。余復名列榜首，詩也是當時吟的，如果受到告發(fā)，就不會在一個月后被點為狀元了。實際的情況可以從《余氏總譜志》中找到答案：“余復，少從張翰，學精《周官》，紹熙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置第一”。是光宗皇帝看中他的剛正無私的品格才選拔為魁首的。至于說官職受到貶抑更是不了解宋朝的擢官之道,北宋時期，高中進士的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職，到了宋仁宗時，才有所優(yōu)渥，但前三名者也只不過授予監(jiān)丞、通判之類的小官（引自《中國歷代選官制度》）。而余復即被授為宣議郎鎮(zhèn)南節(jié)度僉判，六品官職，算是待遇不錯了。八年后，寧宗召余復入國史館任實錄兼檢討，官至秘書省著作郎,著有《禮經(jīng)類說》、《左氏纂類》等。至老“官歸覓佳勝辟園構軒，以觴門生，詠終天年”（錄民國《古田縣志·人物傳》）。從詩句來看，文句淺俗，不像出自狀元手筆，因此余復因詩惹禍實乃空穴來風，屬于“民間故事”范疇，不大可信。. 縱觀中國歷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產(chǎn)生狀元880多名，但真正能夠名垂青史的屈指可數(shù)。唐有王維的詩，柳公權的字，宋有張孝祥的詞，清有翁同龢的膽，既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秦檜的賣國求榮遺臭萬年。真正讓人耳熟能詳?shù)木蜎]有多少了，可見狀元也不是神，只不過是讀書人的一種奮斗榜樣，精神淬勵罷了。杉洋三姓三大祠堂的正廳，有設置獨特的“功名石”。當族人中有高中狀元回到祠堂祭拜祖先時，這“功名石”方才打開，而蟬林祠能夠享此殊榮的僅余復一人。當年老祖宗預設此石飽含對自己家族子孫期盼與鞭策，用心良苦。 翻開杉洋《余氏總譜志》，我們還可以查閱到余復其他情況，他的墓在寧德九都貴村金璋山下奧坪，但至今尚無法找到，而寧德舊街當年也曾建樹的狀元街牌坊也早已了無痕跡了。只有余復在初任洪州僉判時他在藍田諸族人為其餞行席上說的一通話猶擲地有聲：“雖云鶴嶺之奇，實種藍田之玉，銀河派別，豈非無源？”

人物家庭

余復的父親余孔惠，娶妻何氏，一家人寄籍寧德．余孔惠在余復赴考前曾作詩一首勉勵余復："父子相傳力學儒，常將筆硯代犁鋤．汝今捧劍趨丹闕，我且安貧守舊廬．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躊躇．來年二月花朝后，早寄平安及第書"（《杉洋余氏總譜志》）。從中可以看出余家當時的確是以筆代鋤安貧樂道。所以過去有人故意詆毀余復，說他的父親早歿，余復是母親改嫁何家后生的遺腹子等等。甚而把“余家狀元何家甥”故意歪曲成“余家狀元何家生”，也的確曾騙過了一些不明底細的人．

著作

余復著有《禮經(jīng)類說》、《左氏纂類》及《祭禮》十四卷，《風集渚》、《余狀元集》等詩集(失傳)，多不傳世?，F(xiàn)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寧府志》載有余復中狀元之時的兩篇謝表。清乾隆版《寧德縣志》刊載的一些詩，大多頌詠寧德風光秀色及本邑寺觀等。 1995出版的《寧德市志》記載，當余復名列榜首，聽傳臚唱名時，當眾口占一絕：“銀瓶筆硯照袍新，筆下千軍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從來頭上不容人。”并將此詩作為家書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勵養(yǎng)育之恩。不幸此詩惹出是非，當朝樞密院權臣韓侂胄出于忌畏向皇帝進讒言：“余復一躍龍門，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后目無皇上，敢吟反詩‘從來頭上不容人’?！惫庾趩柮髟?，并不辦其罪。此說雖見諸縣志，但我以為這是民間傳說，宋代讀書人受理學影響很深，從余復與皇帝的唱酬詩及現(xiàn)存的《謝狀元及第表》中“臣學未聞道，才非過非過人，進山林狂瞽之言，無海岳涓塵之補”的表述可看出，余復是個十分謙恭、內(nèi)斂的人，不像是“口占絕句”所表現(xiàn)的那種口出狂言的張狂之徒，而那絕句也寫得過于直白、粗顯，不見文采與功力，不像出于狀元之手筆，屬于“民間文藝”的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