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

生平

　　程顥家歷代仕宦，一說出生于今湖北武漢黃陂縣，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父程遹曾任黃陂縣令，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卒于該縣。父程珦年幼無力返鄉(xiāng)，遂居于黃陂，曾任黃陂縣尉，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黃陂縣尉時所生，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響，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稱。

　　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程顥舉進士后，歷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jiān)察御史、監(jiān)汝州酒稅、鎮(zhèn)寧軍節(jié)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神宗初，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shù)?！端问贰繁緜鞣Q：“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jīng)’而后得之”。與弟程頤開創(chuàng)“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chǔ)。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陽、扶溝等地設(shè)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yǎng)圣人，“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shù)?，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學《論語》、《孟子》則為“知道”，“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大學》、《中庸》亦不可不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傊?，教育必以儒家經(jīng)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之基本內(nèi)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為求學統(tǒng)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程顥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1489年（明成化二十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夺躁枙褐尽ば颉贩Q：“嵩陽書院，宋藏經(jīng)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1220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1241年（理宗淳祐元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1330年（元明宗至順元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1455年（明代宗景泰六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規(guī)制比于闕里，前后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余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后人”。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兩程祠“學達性天”匾額。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編成的《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jīng)說》等，程頤另著有《周易傳》。二程的學說后來由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繼承發(fā)展，成為“程朱”學派。

主要成就

　　程顥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nèi)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chǔ)，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F(xiàn)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diào)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盁o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yǎng)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nèi)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程頤還反對婦女改嫁，宣稱“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流毒頗深。究其內(nèi)涵：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叭f物皆只有一個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吧舷轮?，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熬几缸樱煜轮ɡ?，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fā)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shù)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chuàng)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xiàn)形態(tài)，“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五）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chǔ)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么至善，為什么會產(chǎn)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的區(qū)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xiàn)，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后者則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產(chǎn)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態(tài)，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zhì)特征，惡則表現(xiàn)為人的不合節(jié)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實際上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

傳承影響

　　程顥、程頤一定程度上繼承張載的思想學說，后者對他們思想體系的構(gòu)造和發(fā)展影響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創(chuàng)見，但及其洛學學派程顥、程頤兄弟（一般簡稱二程）開創(chuàng)的洛學學派，是北宋時期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二程的理學思想體系，是北宋時期理學初創(chuàng)階段比較典型的形態(tài)，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學的基本輪廓，為朱熹思想的產(chǎn)生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

　　在后人學術(shù)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盡管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學術(shù)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因此，他們的學說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學派。程顥認為萬物本屬一體，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發(fā)明本心，自覺達到與萬物一體，因此較多地強調(diào)內(nèi)心靜養(yǎng)的修養(yǎng)方法，不大重視外知。后來的陸王，大致沿著程顥的理路，發(fā)展為心學。而程頤則主張?zhí)角笫挛锼匀恢?，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窮理，格物致知，較多地強調(diào)由外知以體驗內(nèi)知。

　　后來的朱熹，大致沿著程頤的理路，發(fā)展為純粹的理學。所謂的“程朱理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程頤和朱熹的理學。當時有許多人追隨二程學習，尤其是程頤弟子很多，主要有謝良佐、游酢、呂大忠、呂大臨、呂大均、侯仲良、劉立之、朱光庭、邵伯溫、蘇昺等（其中三呂與蘇昺原為關(guān)學學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學學派，為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chǔ)。

　　此外，二程將易學的發(fā)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詮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tǒng)，將儒家解《易》推闡發(fā)揮到極致，可以說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對朱熹易學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標志，那么，程氏易學則實現(xiàn)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zhuǎn)變。

　　程顥、程頤所創(chuàng)建的“天理”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產(chǎn)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并受到了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變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

軼聞傳說：縣令妙破訛詐案

　　1068—1078（宋神宗熙寧）年間，擔任監(jiān)察御史的洛陽人程顥，在當山西晉城縣令時，曾以寥寥數(shù)語破了一件訛詐案。

　　當時，有一個姓張的財主得急病死了，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一早，有個老頭來到他家門口，對著財主唯一的兒子說：“我是你父親，現(xiàn)在我年紀大了，無依無靠，來和你一起生活。”接著，老頭一五一十向財主的兒子說明了來由。財主的兒子非常驚訝，于是拉著老頭一起到了縣府，請求縣令判斷。

　　老頭先說，“我是個郎中，因家中貧困，四處流浪，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兒子，無力撫養(yǎng)只得狠狠心腸把兒子送給張財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鄰居阿毛親眼看見。”“事隔那么多年，你怎能把事情說得這么詳細呢？”老頭說：“我是從遠地方行醫(yī)回村后才聽說的，當時記在處方冊的背后?！闭f著從懷里掏出處方冊遞給程顥，上面用毛筆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兒抱走，給了張三翁。程顥問財主的兒子：“你今年多大歲數(shù)？”財主的兒子答道：“36歲。”程顥又問：“你父親今年多大年紀？”“76歲！”

　　程顥對老頭說：“聽見了吧，這人出生的時候，他父親才40歲，這樣的年紀，別人怎么會稱作張三翁呢？”

　　老頭聽罷，驚恐異常，承認了自己妄想訛詐財主家的錢物，奪人田地，才來冒認兒子。

軼聞傳說：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程顥在京任御史期間，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國推行“熙寧變法”。“熙寧變法”一經(jīng)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

　　在北宋士大夫之間，即使是反對變法者，反對的程度和態(tài)度也不盡相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翰林學士范鎮(zhèn)、御史中丞呂公著等人對新法明確表示反對，其中司馬光最為激烈，他曾對宋神宗說：“臣之于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司馬光對王安石，真是勢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顥作為反對者陣營中的一員，態(tài)度上卻溫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也對程顥表現(xiàn)出異乎尋常的尊敬，盡管王比程還年長十一歲。王安石與大臣們討論變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聲色俱厲，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顥受命前來議事，聽后不慌不忙地勸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愿平氣以聽?！比绻瞧渌?，王安石又要大發(fā)雷霆了，但見是程顥，所以“安石為之愧屈”。

　　程顥說話做事，有理有節(jié)，不動真氣，但他反對變法的態(tài)度卻是一貫的，絲毫沒有改變。他任御史期間，多次上書宋神宗，指出不可變法的理由。見勸說無效，便最后說了一句：“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對者太多，總有反對的理由，天下沒有反對者過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對改革人數(shù)的多寡來預測改革的成敗，這倒與當時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長相批評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貶低他有所不同，不過程顥這一反對的理由，最終也確實一語成讖。

　　變法的對錯、長短、好壞姑且不論，程顥在變法中的表現(xiàn)的確溫柔敦厚，頗見君子之風，無怪乎剛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對他如此尊敬。

軼聞傳說：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呂公著的推薦，提拔程顥為太子中允、權(quán)監(jiān)察御史里行。

　　監(jiān)察御史是言官，其職責是規(guī)勸皇帝、糾察百官。然而對于士大夫來說，糾察百官好說，但規(guī)勸皇帝卻是門“技術(shù)活”。不提吧，職責所在。提吧，皇帝臉上無光，萬一生點意見、來點態(tài)度，這帽子都說不定難保。所以，很多監(jiān)察御史履職，或礙于情面，或擔心權(quán)威，或害怕打擊，往往形式重于內(nèi)容，走走過場，不過讓皇帝表現(xiàn)一下納諫的姿態(tài)而已，至于納不納、納什么、怎么納，不予深究。

　　程顥任御史，卻執(zhí)拗、較真，他常常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以誨人不倦的態(tài)度，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數(shù)落，不厭其煩。問題是他不厭其煩，那些侍從卻大厭其煩，有一天午餐時間都過了，程顥還在那里一二三地擺道理，宋神宗饑腸轆轆，又不好明言。侍從便正色對程顥說：“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還沒吃午飯呢！程顥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來。

后世評價

　　程顥、程頤經(jīng)學思想以“經(jīng)所以載道”和以義理解經(jīng)為基本綱領(lǐng)，并在經(jīng)學研究的基礎(chǔ)上，提出天理論哲學，完成了倫理型儒學向哲理型儒學的轉(zhuǎn)化，亦是經(jīng)學史上的宋學發(fā)展為思想史上的理學的重要標志。二程以新儒學的義理來闡釋儒家經(jīng)典，是其與前代儒學的基本區(qū)別，具有新的時代特征。二程創(chuàng)立的天理論哲學代表了宋代理學發(fā)展的主要趨勢，二程確立了理學的道統(tǒng)論，由此體現(xiàn)出其在理學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程顥和程頤世稱二程，他們在中國儒學思想發(fā)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儒學第二次復興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謂宋學（注：一般指稱宋代的儒家學術(shù)，學界也有指宋代學術(shù)總稱）泰斗。

　　《辭海》：程顥，教育家、哲學家。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

　　二程創(chuàng)立的理學，是用“理”將儒家經(jīng)典思想的豐富內(nèi)容予以涵蓋，提出了社會治理和人們安身處事應遵循的原則和規(guī)范、道路與方法。二程理學是對孔孟儒學的繼承與發(fā)展，它繼承了儒家經(jīng)典中仁義禮智信等心性修養(yǎng)，將成德成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哲學的最高理想；同時又有新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在吸收佛教思辨的基礎(chǔ)上，給儒學增添了辯證內(nèi)核。二程理學中包含著理性主義因素，倡導理性地看待事物、處理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對事物的認識要持中，不走極端；就社會治理來說，要順應天理、符合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就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來說，要節(jié)制人的過分欲望。二程理學的核心內(nèi)容，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修養(yǎng)觀，“中、正、誠、敬、恕”立身處世原則，“公、德、仁、順、和”治國理政之道和義利觀，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一些經(jīng)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誠心誠意、天理難容等）已融入人們的思想和口語中，直接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程顥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僅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干家。

　　程顥作為一代大儒，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讓人驚異的是，程顥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員；不僅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干家，他在州縣基層任職多年，心懷天下，政績卓然。

　　1085年（宋神宗元豐八年），程顥逝世，終年54歲。他逝世后，宰相文彥博為其題寫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個大字。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評價他：“使圣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p>

簡介

　　程顥（1032-1085）北宋哲學家、教育家。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洛陽（今屬河南）人。嘉祐進士。神宗時為太子中允監(jiān)察御史里行。反對王安石新政。曾和其弟程頤學于周敦頤，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世稱“二程”。在洛陽講學十余年，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知識、真理的來源，只是內(nèi)在于人的心中，“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遺書》卷二上）。使心寂然無事，“廓然大公”，“內(nèi)外兩忘”，即能“窮心”“盡性”。為學以“識仁”為主，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同上）。倡導“傳心”說，認為前圣后圣所傳的不是圣人之道、圣人之心，而是自己的心，“己之心，無異圣人之心”，“欲傳圣人之道，廓充此心焉耳”。承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遺書》卷十一）。他和弟頤的學說后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fā)展，世稱程朱學派。所著有《定性書》、《識仁篇》等。后人據(jù)其言論所編的《遺書》、《文集》、《經(jīng)說》等，收入《二程全書》。

人物生平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顥出生，其祖先歷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遷居開封府，祖父程遹（《宋史》作程羽）遷居河南府（今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宋仁宗錄舊臣后代，程顥的父親程珦因此被授為黃陂縣尉，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

程顥資性過人，修養(yǎng)有道，和粹之氣，盎然于面，門人、友人與之相交數(shù)十年都未嘗看見他有急厲之色。

嘉祐二年（1057年），程顥舉進士后，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jiān)察御史、監(jiān)汝州酒稅、鎮(zhèn)寧軍節(jié)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神宗在位期間（1068年~1085年），程顥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shù)。《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jīng)’而后得之”。與弟程頤開創(chuàng)“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chǔ)。他先后在嵩陽、扶溝等地設(shè)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yǎng)圣人，“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棄也”。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且強調(diào)教育必須以儒家經(jīng)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內(nèi)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后世也影響深遠。后人為求學統(tǒng)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程顥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

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規(guī)制比于闕里，前后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余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后人”。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jīng)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二程祠“學達性天”匾額。